游击战在我国近现代战争史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，它为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在国共合作时期，为了增进两党之间的和谐关系，中国共产党曾派遣中共教员赴国民党军校，向国民党军官传授游击战的战术理念与实战技巧，试图帮助他们理解与运用这一战略。尽管中共教员秉持着和平推动的理想，耐心地教导国民党军官，但遗憾的是，国民党始终无法真正掌握游击战的精髓，更不用说在战场上运用自如了。那么，问题出在哪儿呢？

游击战，作为一种以灵活机动袭击为主的人民战争，具有高度的非正规性、流动性、灵活性、主动性、进攻性、速决性以及群众性。主席曾简洁明了地用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”这十六字诀，诠释了游击战的基本精髓。这些特点中，最容易被忽略却又至关重要的，便是“群众性”。主席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中明确指出：“人民的游击战争，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角度来看，是与主力红军相辅相成的，若仅有主力红军而没有人民的游击战争，便如同一位独臂将军。”这表明，游击战的主体并非是主力红军，而是广泛的、源源不断的普通百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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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宁在《游击战争》中也曾说过：“游击斗争是群众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，并在国内战争两大‘大战役’之间形成的不可避免的斗争方式……游击活动的挫败，并非因为游击战本身，而是由于党的软弱，未能有效组织并掌控这一形式。”这意味着，游击战的力量并非来自专门训练的武装队伍，而是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力量。

与此相对，国民党的武装力量自成立之初便有着明确的目标，即模仿德国、美国等军事强国的模式，建立一支极其正规且有条不紊的国家部队。国民党创办的黄埔军校就是为了培养出一支系统化、专业化的军队，所有军官都需要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，而普通士兵也需接受基础教育，确保部队内部各个层级都是标准化的军人。这种建设理念，使得国民党的部队与普通群众的身份日渐疏离。

当时，接受中共教员游击战理论指导的国民党军官，往往表现出惊讶与疑虑，甚至有些嗤之以鼻。这并非出于傲慢，而是因为游击战的核心思想与他们所接受的传统军事教育背道而驰。在他们的理解中，军人的职责除了服从命令，便是保护国家和人民。而游击战强调的是依靠民众动员，发动人民群众参与战斗，这让他们难以接受，因为这样一来，他们的军人身份与群众身份便发生了冲突。对他们来说，军人和百姓是截然不同的群体，二者不可混为一谈。因此，经过长时间严格训练的国民党军官很难理解并适应游击战术。

历史证明了中共推行游击战战略的卓越性。群众，单独来看或许显得软弱无力，但当他们在正确指引下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时，便能摧毁任何不公的政权。人民是国家的根基，无法忽视。

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时期，往往将人民视为征服对象，而非治理对象。以国共内战期间为例，国民党在“宁可错杀一千，不能错放一个”的反动口号下，惨无人道地屠杀了大量共产党员及无辜百姓。试问，在这种血腥暴行下，人民怎么可能支持国民党？在封建时代，百姓可能是无知且任人宰割的，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人民的思想得到了解放，意识到即使是手中的锄头，也能成为推翻不公政权的武器。

“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”这一古训永不过时。当国民党最终意识到这一点时，形势已经无法逆转。在解放战争中，尽管中共军队的装备远远不如国民党，但依靠强大的人民支持，中共军队却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打败了国民党，最终取得了胜利。由此可见，武器装备并非决定胜负的关键，最重要的还是士气，而士气的根基便是人民的支持。

显然，国民党在民心方面远远不及中共。当他们试图模仿中共的游击战策略时，才发现群众并不愿意为他们效力，缺乏民众基础的游击战自然成为一盘散沙。

1936年12月，主席在陕北红军大学的演讲中提到：“游击性是必然会被淘汰的东西，未来必需摒弃。”这并非否定游击战的有效性，而是指出游击战作为一种妥协性的战略，随着时代的进步必然会被更现代化的战术取代。尽管游击战在革命初期取得了成功，但中共当时的局势是十分艰难的。没有足够的军队，没有现代化的武器，他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人民。因此，将群众武装起来，建立以人民为核心的部队，便是中共当时唯一能够实现“共产党人要有自己的枪”的办法。

如今，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全国人民多年的努力，国家已经实现了自立自强。现代中国的军队与过去的国民党军队有着本质的区别。今天的军队不仅装备强大，更重要的是他们是“人民子弟兵”。中国的军人依然来自人民，却从不与人民割席断交，他们始终铭记自己来自群众，肩负着保护祖国和人民的神圣使命。正是这种军队，带领我们扫除阴霾，创造属于人民的新时代，开创国家更加繁荣的未来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